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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场巨型滑梯:情感轨迹与时代精神肖像 呼唤有情有义的文学

2019-06-12 17:01 浏览次数:167 次



  【呼唤有情有义的文学】

  多位文学同道撰文阐述文学与“情义”的关系,我赞同他们的观点。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文学主要涉及以情感为中心的精神世界。这不仅指文学的内容,而且指文学审美效应制造的剧烈情感波动。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种状况指的是前者;古人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种状况指的是后者。当然,“事父”“事君”或者辨识“鸟兽草木之名”必须组织于“兴”“观”“群”“怨”的审美效应之中,成为情感波动带动的认识和考察。现代知识体系的分工之中,文学的特征更为明显。经济学关注社会理性的经济活动,法学研究法律以及法理,哲学思考宇宙之中各种基本的元知识或者普遍问题,文学往往聚焦于情感范畴。众多知识体系相互交织,彼此呼应,同时又相对独立,分别拥有自己的波段。工商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企业的管理与盈利,然而文学常常表示对金钱的不屑——一句著名的文学格言是,“少女可以为失去的爱情而歌唱,守财奴却不能为失去的金钱而歌唱”。不言而喻,作家无法游离于经济生活,不食人间烟火,这种格言仅仅表示文学注视的是情感领域。《红楼梦》时常被誉为“百科全书”,但是从建筑、服饰、灯谜、食谱到诗词歌赋、民间习俗、宫廷秘闻、社会制度,形形色色的历史生活场景无不环绕于宝、钗、黛三个人物的爱情纠葛周围。

  文学时常充当了情感的符号。从概念、范畴、命题到自然科学的分子式或者数学、物理公式,理性或者思想的展开都拥有严密的符号系统。理性或者思想的每一步进展无不诉诸上述符号。相对来说,情感领域的活动纤细、灵敏同时又飘忽、模糊。人们常常委托文学描述情感的波纹,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文学形式体系。如何再现情感的微妙轨迹?中国古代诗人遗留下许多甘苦之言,诸如“欲说还休”“握手已违”“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如此等等。很大程度上,叙事作品的故事情节可以视为情感的容器。曲折惊险,悲欢离合,扣人心弦的每一个转捩点无不带动了情感的波澜起伏。当然,如同文学研究曾经揭示的那样,叙事作品的故事情节包含了内在的因果关系,例如《水浒传》之中林冲跌宕起伏的命运——由于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陷害,忍无可忍的林冲终于放弃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身份,踏上梁山落草为寇。从高衙内调戏娘子到林冲误入白虎堂、野猪林险遭不测、风雪山神庙,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显示了严密的前因与后果。然而,人们可以发现,故事情节的因果关系同时裹挟于强大的情感波澜之中,惊心动魄。换言之,单纯的因果关系——譬如,超额的重量压垮了桌子,炽热的温度导致了燃烧——无法作为故事情节承担情感符号的重任。

  如同理性做出的判断或者思想观念形成的结论,情感领域的喜怒哀乐不仅产生了另一种性质的内心倾向,而且隐含了强烈的行动性。很大程度上,这即是文学所具有的激动人心以及号召、动员的能量。古往今来,许多政治家、文学批评家均把文学在情感领域的能量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倡导“文以载道”或者“文以明道”。《毛诗序》谈到了《诗经》——尤其是“国风”——的教化作用:“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近代的梁启超阐述了“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并且概括了小说形成的“熏”“浸”“刺”“提”四种情感特征。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寄望于新文学开启民智、改造国民的思想和情感,从而造就现代的文化性格。世界范围内,许多革命领袖对文学委以重任。对于文学来说,“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功能并非仅仅复述某种抽象的理论语言,而是很大一部分诉诸情感领域。

  文学史可以证明,《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平凡的世界》这些作品的主角曾经成为读者心目中的偶像,甚至引起各种程度的模仿。相对来说,另一些作品是以整体构造形成的情感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例如,人们无法从《红楼梦》之中认定某种单一的主题。无论是贾宝玉、林黛玉式的叛逆,还是贾母、王熙凤式的世事人情,这一部作品毋宁说让人在百感交集之中经历一次情感的成熟。情感的成熟可以与理性的成熟相提并论,这个命题构成了现代主体的内涵之一。很大程度上,情感的成熟是现代文学承担的一个隐蔽使命。无论是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还是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一系列现代文学作品为读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灵冲击。从历史的感悟、个人内心的反省、深刻的同情、见贤思齐的崇敬到抗争的激情、搏斗的勇气、独立的人格、新的伦理,现代文学负责从情感方面塑造现代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