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位置:主页 > 历史 > 文章

今日环球时报:重视研究历史中的鼎新革故经验

2019-06-12 15:14 浏览次数:166 次



在中国古代改革历程中,虽然每次改革每次变法都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每位改革家每位变法者都具有鲜明个性和卓异智慧,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改革精神一脉相承,“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改革情怀广布流传,“替百姓请命、谋万世太平”的改革宏愿愈挫愈奋,“不惧生死、铁骨铮铮”的改革意志历久弥坚,“纵览历史长河、横察时代风云”的改革眼光高迈敏锐,所有这些铸就了一道鲜亮明丽、深湛殷实的中国改革文化风景。

■ 刘金祥

一、秉持和弘扬“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理念

改革,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鲜明标识和重要动力,一部人类文明史究其本质就是一部改革发展史。改革在我国漫长历史进程中不绝如缕、史不绝书,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改革具有不同的主题、内涵、重点和目标,且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和效果。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中国古代的改革,是人类智慧所做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能使一个侏儒变成一个巨人,把一个没落破败的民族变成一个蓬勃奋发的民族,把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尽管在不同历史年代中国的改革主题、任务、方略和路径顺势而迁、应时而变,但“布新猷,除旧政”的改革精神和“鼎新革故”“求变图强”的改革理念始终如一、千古不变。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传承延续五千年而仍然保持独立性和完整性,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历朝历代一些开明坚毅之士秉持和弘扬“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理念密不可分。

中国历史上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改革大戏,其真正序曲最早奏响于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尽管此前齐国有管仲变法、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但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均未达到强国富民、称雄一方的目的。

被尊为中国改革史上第一位“魔术师”的商鞅,“挺身以任国事,抗群臣之廷议,逆一国之舆论”,力劝秦孝公废世卿世禄制,大力实施奖励军功、编制户籍、鼓励耕织、设立郡县、制定秦律、统一度量衡、废井田、开阡陌等改革举措,使原本居于蛮夷之列、备受列国欺辱的弱小秦国“卒以拓霸国之规模,立统一之基础”,短短六年内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商鞅变法为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旧布新、革故鼎新自此成为中国历史改革的主旋律,成为一种传布久远、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汉武帝时的桑弘羊是一位坚定地沿着商鞅足迹前行的改革家,是一位弘扬和践行改革精神的思想家。为了巩固西汉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填补长期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抑制商贾相互倾轧兼并,削弱日渐隆起的地方势力,桑弘羊在汉武帝的信任和支持下,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主张“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坚决果断地实施盐铁专卖政策以及均输法、平准法、徙民边塞等改革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调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整饬了吏治腐败、减轻了百姓负担、缓解了财政困难、增加了政府收入,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为汉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桑弘羊的改革政策触及了官宦显贵、豪强地主、富商巨贾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汉武帝死后不久,年届古稀的桑弘羊便惨遭杀害且殃及九族。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因此改革总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甚至以生命为成本的,但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旋律一直在鸣响一直在升腾,商鞅、桑弘羊的改革精神穿越漫漫历史风尘在千年后的北宋王朝得以接续并产生巨大回响。

二、改革是艰辛周折的,变法是艰难曲折的

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曾咏诗表达对商鞅的钦佩之情和仰慕之心:“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北宋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巅峰时刻,但经济却踟蹰不前、羸弱不堪。王安石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富国强兵、挽救政治危机,在宋神宗的支持和佑护下,提出了“治国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现有法度”的改革方略,以“理财”“整军”为主要内容,力排非议责难,冲破重重阻力,发起了继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规模巨大、影响甚巨的社会改革运动,毅然在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方田等方面推行新政。

这场被后世史学家称为“熙宁变法”或“熙丰变法”的改革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国库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打击和限制了豪强富商鱼肉百姓的行为。但由于变法在推行过程中部分举措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运作不当,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一定的侵犯和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众多地方豪绅的切身利益,遭到他们和朝廷官宦的联合反对和携手抵制,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新法被全部废除,王安石也被罢去宰相职务并退隐江宁,并于1086年于孤独抑郁中病逝于钟山。


相关新闻